纵观我国古代器物，有一类器物在主材质之外，往往镶嵌金属釦，这类镶嵌金属釦有“釦带”、“缘”、“箍”、“棱”等称谓，釦带材质有金、银、铜。这类器物分布于漆木器、玉器、玳瑁、象牙、陶器、玻璃器以及琉璃器中，以镶釦漆器最为常见，故一般意义上的釦器特指附有金属部件的一类漆器。漆器轻便耐用易髹饰，它与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文物一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所取代，漆器迎来了高度发展的鼎盛期。生产工具的革新促使战国后期木胎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漆器胎骨日益轻巧，却更易裂。为了保护易磨损的口沿、易开裂的器身、需承重的器底以及器耳（把），釦器法在名贵漆器的制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西汉中期这类漆器被人们称为“釦器”。我国釦器萌芽于两周，初步发展于战国，流行于汉。 一、釦器溯源与初步发展 在漆木器上镶铜、包铜，制成不同质料的复合器具是西周极富时代气息的一种新风尚，这类由髹漆工艺与金属工艺相结合而形成的器物是早期釦器的雏形。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中曾出土一件铜釦漆壶（图1）①，盖、口、腹及圈足皆为铜质，腹中部为木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釦器。漆壶包在木胎外面的金属部件非常宽大，占整个器物的一半以上。这是金属工艺与髹漆工艺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 战国漆器出土数量很大，但镶釦漆器的数量却较少。众所周知，楚国漆工艺极其发达，然而釦器在楚旧地出土数量并不多。1954～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近郊发掘了2048座楚墓，仅M569出土两件铜釦漆樽。铜釦仅镶于器物底部，口部与腹部皆无铜釦。铜釦漆器在战国釦器中占据较大的比例，器型以卮、樽、壶、盒为主。卮、樽这类器的三钮等距立嵌于盖顶，三足则等距铸造于底釦上。湖南桃源三元村一号楚墓出土一件铜釦漆卮，盖顶有三个铜钮，器身一侧装铜质环形鋬手，平底下镶铜釦，釦上铸三蹄足。周身朱绘星辰、翔鸟、飞龙等图案。②此外，在江陵张家山楚墓③、长沙黄土岭魏家大堆战国晚期墓④，分别出土壶、樽等铜釦漆器。安徽舒城秦家桥一座战国晚期的小型楚墓出土一件镀银铜釦木胎圆盒，盖与身以子母口扣合。盖及器身各镶一道镀银铜釦，盖上部及器底的圈足也饰镀银铜釦，盖及器身漆绘纹饰⑤。 战国后期，铜釦漆器上还有其他材质的金属附件，注重铜釦的装饰，铜釦除了镀银之外，常见错金银，或以铜丝镶嵌出优美的图案。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墓出土9件釦器⑥，其中一件圆盒铜釦上有几何纹等错银纹样，十分精美。湖南常德德山寨子岭一号楚墓出土一件铜釦漆盒，夹纻胎，髹黑漆，体轻，子母口承盖，盖失。口径18.2、高12.3、圈足径11.2、高1.5厘米。口沿和圈足镶铜釦，其中口沿的铜釦上再用红铜丝镶嵌成几何纹夹涡纹图案。器腹饰三道宽凹弦纹，并用褐色勾勒几何纹和五组变形云纹夹凤鸟纹，器底用针刻划铭文，文字不规范⑦。铭文释为“十七年大（太）后詹事丞□，工师□，工季”，左边铭文为“上巳”。此漆盒铭文之多，记载之详细，在楚墓所出漆器中较为罕见，从铭文和口、底纹饰看，可能为秦宫之物⑧，后来因某种原因而随葬于楚大夫的墓中。据考证这件漆盒制成于秦昭襄王十七年（公元前290年），属宣太后宫中之物⑨。 秦釦器虽出土数量较少，然而秦釦器的特点却非常显著。釦带一般为铜釦或镀银铜釦，还有少量的纯银釦。尤其是釦器上文字较多，书写方式以针刻为主，兼有少量漆书。内容主要有制作年份、制作部门、物主姓名以及工匠名，反映了秦生产方面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质量负责制。 图1 西周 木胎铜壶 图2 秦 云气纹铜釦圆盒 图3 秦 舟 图4 秦 变形鸟云纹樽 图5 西汉 漆樽 秦镶釦漆器的类型有所增加，除卮、樽、盒外，盂、舟是新出现的釦器类型，其中银釦漆器的比例有所上升。江陵凤凰山70号秦墓出土的漆盂，釦为银质，器身镶嵌花纹，针刻“二十六年左工最元”字样。“二十六年”当为秦昭王纪年，即公元前281年⑩。河南泌阳秦墓出土三件釦器，有盒、舟、樽。圆盒（图2）造型美观，敦厚坚实。器身、盖都用镀银红铜镶边，子母口扣合。盖顶及器底的圈足也以红铜制作，并镀银。子母口镀银壁上皆针刻“平安侯”三字，此外还针刻有“卅七年工左匠造”等文字。通高20、足高1、口径17、圈足径12、圈足厚1、镶银釦的子母口高4厘米。舟（图3）的底部镶镀银釦一周，并在镀银釦的四角铸四蹄足 。据墓中出土铜鼎铭文及纪年方式，这批漆器制作于秦末或秦亡不久。 秦釦器常同时采用不同材质的金属，如有的釦器釦带为银质，钮、蹄却为铜质。睡虎地M11出土变形鸟云纹樽（图4），圆筒形，有盖，底有三个铜矮蹄足，盖上铜钮饰已佚。口、腹、底部均有一道银釦，腹外还有一铜环形鋬。内底中部、内壁中部及器表涂黑漆，余涂红漆。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变形鸟云纹、菱形纹、点纹等几何纹饰。 战国及秦是釦器的草创期，釦器仅有零星发现，还没有成为漆器的一个常见品类。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轻盈的夹纻胎成为漆器的常见胎骨之后，釦器在漆器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釦器法逐渐成为漆器常见的装饰技法之一，且影响深远。 二、釦器的鼎盛期 汉代漆艺极其发达，漆器风头之劲，凌驾于青铜器之上，釦器成为汉代最具特色的漆器品种之一。釦器数量激增，器型主要有盒、罐、樽、卮、奁、耳杯、勺、盘，尤以耳杯、盘、奁等数量最多。西汉中期以后，镶釦漆器更加注重装饰效果，除了镶釦外，往往与彩绘、金银贴花、锥画等汉代常见的技法共饰一器，达到富贵典雅、美轮美奂的装饰效果。 釦器在文献中多有出现，扬雄有“雕镂釦器，百伎千工”之叹 。汉代官营漆器作坊里拥有大量各司其职的工人，采用流水作业的形式进行生产。据铭文，釦器生产涉及近十种工序，故价格昂贵。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带纪年铭文的釦器是朝鲜石岩里丙坟出土的蜀郡西工“永始元年”造的黄涂釦漆盘。汉代官营生产部门继承了秦“物勒工名”制度，保障了产品质量。贵州清镇15号墓出土的漆耳杯上有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侖。素工昌、髹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 其中“铜耳黄涂工”是负责安装耳釦并涂金的工人。 图6 西汉 锥画漆布小卮 图7 西汉 漆罐 图8 西汉 满城汉墓漆奁盖面纹样 图9 西汉 满城汉墓铜釦纹样 汉代漆器的主要产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有八个郡设立工官，这些地区涉及今天的河南、山东和四川等省。西汉中期到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蜀郡、广汉郡工官生产的乘舆漆器，供宫廷贵族使用，代表了当时漆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汉书·贡禹传》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在平壤、诺音乌拉、清镇发现的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的大多数釦器，都在铭文中记明它们是蜀郡和广汉郡工官的产品，证实了史书的记载。漆器上多镶有镀金或镀银铜釦，正说明蜀郡、广汉郡的工官也制作金银器。 在此背景下，必然伴随着金银器和漆器两个生产系统的技术层面上的交流，以及艺术上的互相借鉴，催生了名闻遐迩的汉代蜀郡、广汉郡工官釦器。二工官所生产的釦器在绘画图案、铭文体例上较为相似，产品主要供宫廷使用，或供朝廷用于赏赐。 据釦带材质不同，釦器可分为黄金釦器、白银釦器和鎏金铜釦器三大类。汉代釦器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大官尚食，用黄金釦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釦器，如祠庙器云。” 皇帝以金釦漆器作餐具，为釦器的最高等级，他人不能享用。皇后和太子的餐具为银釦器，银釦器在汉初只有皇后和太子能享用。铜是一种比较廉价的金属，铜釦漆器的使用在汉代没有等级限制，可大量生产。从出土实物来看，铜釦漆器比金、银釦漆器数量要多。由于铜性能不如金、银稳定，易锈蚀，故铜釦常被鎏金或鎏银。 目前，尚未发现汉代皇帝使用的黄金釦器。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黄金釦漆卮，漆卮已朽，只余金釦零件，器件的铸造、式样、大小皆与另一件金釦牙卮类同 。金釦铸制，厚1毫米，含金量约为98.34%，余为白银。金釦外壁经过打磨，平滑光亮，内壁则留有多道凿痕和锉痕，便于镶嵌。按汉代礼制，南越王使用黄金釦器是一种僭越行为，这与南越王曾自称为帝的史实相符。湖南长沙望城风篷岭一号汉墓出土一件椭圆形子奁，器身口镶嵌一周金釦、中部与底部各一道银釦 。这是目前在西汉中期墓葬中发现的唯一一件金釦漆器。墓主可能是武帝以后的某代长沙王后，长沙王后使用金釦漆器，可能说明金釦漆器如同玉衣的使用制度一样，武帝时期还没有形成严格的使用等级制度。 某些身份极其尊贵的汉代早期统治者已拥有华贵的镶釦漆器。西汉齐王墓一号随葬器物坑中发现有许多银釦、铜釦、铜钮等漆器金属构件，以银釦居多 。夹纻胎漆器大都镶银釦，漆器包角上饰鎏金流云纹和齿纹，装饰瑰丽。湖南长沙望城坡渔阳墓 ，墓主可能是嫁于长沙王的某位汉皇室公主 。墓中出土一套银釦双层六子漆奁，夹纻胎。母奁盖顶镶银质柿蒂纹，盖缘与盖壁有5道银釦，子奁亦皆镶银釦。通体髹黑漆，银釦间锥画纹饰，精美绝伦。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漆樽(图5)盖顶、器身均云气纹鎏金银釦，中部有一对铜鎏金铺首衔环。釦表层白描神兽动物纹，底有三铜鎏金熊形足。盖口径29.2、樽口径30.6、通高22厘米 。 图10 西汉 漆嵌金圆梳盒 图11 赫章可乐漆器底部铜釦件 图12 西汉 云气鸟兽纹四子奁 图13 西汉 月牙漆盒 然而，也有一些汉初王侯级别的高等级墓葬，虽出土较多漆器，却鲜见釦器。长沙陡壁山一号墓、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湖南沅陵侯墓等墓皆出土一批精美漆器，胎骨以夹纻胎为主，装饰技法仅见彩绘与锥画，不见釦器法。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保存完整，出土了大量精美漆器，然而仅一号墓出土一件锥画漆布小卮（图6）。说明在汉初釦器还未成为日用漆器的常见品种，釦器在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中尚未普及。 汉代漆器制造业非常发达，除官府设专门作坊外，各诸侯国和地方官府都设手工作坊。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 ，墓中出土两套四子银釦长方奁，夹纻胎，长方奁盖为釦顶式，针刻云气纹，内盛小长方奁三件、马蹄形奁一件。还出土一套银釦圆奁，夹纻胎，针刻、彩绘云纹，周饰几何纹，盖顶镶嵌柿蒂形银片。这三套漆奁上多饰针刻云气纹，具有鲜明的汉代风格，显示了在大一统的环境下文化的趋同性。然而，汝阴侯墓漆器有自身的特色，虽只出土漆器20余件，却有近一半漆器是釦器。器形有奁、大平盘、小平盘与卮等。汝阴侯墓中漆器多有“女阴侯”年号、司造官吏和制造工匠的姓名、器物名称、尺寸与容量等铭文，如一号墓中出土的银釦夹纻胎盘上有铭文“女阴侯布平盘径尺三寸七年吏讳工速造”，一件耳杯上有“女阴侯杯容一升半六年库己工年造”铭文，表明这些漆器是汝阴侯自设漆工作坊的制品，这种由受封诸侯直接经营或管辖的漆器作坊是西汉早期官营漆器制作与市府作坊并存的另一种形式。汝阴侯墓葬规模远小于马王堆汉墓，墓主身份更无法与渔阳墓相提并论，其漆器制作工艺的差别可能是产地差别所致，是诸侯自作漆器与成都市府漆器的差别。 文景时期的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墓出土一件漆罐（图7），旋木胎。直口，平沿，方唇，弧肩，鼓腹，平底，矮圈足。外髹黑漆，内髹红漆。口颈与圈足部以铜铸成后安装在木胎上，铜釦的表面均以细线刻琢四组正反相对的八只凤鸟纹，并填金箔，外套水晶环。上肩部和近底部各镶嵌银状饰一周，腹部最大径处嵌金质带状箍一道，金箍上等距离填入8只料珠。此罐集金、银、铜、玉、水晶、料器于一身，制作精良。口径10.4、腹径20.9、圈足高2.6、通高16.7厘米 。 图14 西汉 铜座漆耳杯 图15 西汉 银釦彩绘鸭形漆勺 图16 西汉 镶釦玻璃杯 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某些汉墓中一次出土达数十件之多，釦器大量生产，尤以金银镂带釦器最为耀眼瞩目。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银釦漆器30多件。以窦绾棺中出土的五子奁为例，母奁盖顶（图8）镶嵌柿蒂纹铜片，铜片上错金银并镶嵌玉片，盖顶外圈铜釦上也错金银并镶嵌玛瑙和绿松石。盖壁（图9）有镂空铜饰带，纹样有怪兽、长龙、云纹、山纹、几何纹等，纹样上并错以金银、镶嵌绿松石与玛瑙 。这套五子奁的镂空铜釦，采用的是雕镂技法，其上雕刻各种生动的纹样，纹样的细部错以金银，且镶嵌各种名贵玉石，工序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华美至极的釦器体现了墓主的身份、地位和生前尊荣富贵的生活。 追求漆器瑰丽多彩，重视漆器装饰工艺，是西汉中期以后漆器的显著特征。釦器除了用金属釦装饰之外，还常常与彩绘、锥画、金银贴花、镶嵌等工艺相结合。金属釦既具有美器的功能，也起到了分隔纹饰带的作用，使漆器装饰纹样繁而不乱，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感与秩序感。釦的上、下常各绘出一道红色漆线，漆器的彩绘常呈带（环）状分布在金属釦之间，金属光泽与绚丽彩绘交相辉映，华丽无比。 西汉中期以后，除了满城汉墓这类诸侯王墓葬出土精美的银釦或鎏金铜釦漆器外，很多非皇室、王侯的墓葬中也出土釦器，这类墓葬出土釦器以鎏金铜釦器、银釦器为主。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奢侈之风盛行，一些等级规范也逐渐松弛，如白银釦器的使用人群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宣帝时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说：“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锺。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箕子之讥，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即富有却身份低下之人也使用银口黄耳的釦器，考古发掘资料印证了这一点。山东日照海曲106号汉墓，墓主可能为汉代海曲县的统治者，身份不高 。此墓保存完好，出土漆器最为精美，漆器多为银釦器，釦器都是夹纻胎，银釦间彩绘纹饰，有的还贴金箔（图10）。这批釦器与南方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但纹饰与楚文化同期墓葬中出土漆器的纹饰有所不同。说明西汉时期山东东南沿海一带也是漆器的重要产地，且能够制作质量上乘的釦器。 从全国范围来看，西汉中期以后釦器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分布十分广泛，连地处边陲的贵州赫章 、云南晋宁 、广西合浦等地也有出土 。釦多为银质或鎏金铜质，华美的程度非纯铜釦所能媲美。贵州赫章可乐M373出土铜釦为漆器上的附件，漆器胎体无存，残留部分红色漆皮。器底和口沿的铜釦保存完整。原器应为圆形，直径约11.2厘米，高度不明。口沿部的铜箍宽1.8厘米，外侧有鎏金，内侧尚附有少量漆皮，纹饰清晰可见。器身中部位置有一铜耳。器底部为铜质，下附三个琵琶状足，足高2.1厘米 （图11）。据残存釦件，原器是彩绘之后，再镶嵌铜釦，推测可能为一件彩绘鎏金铜釦漆卮。 战国与秦代的釦器大多是盒、樽等容器，一般在器口、器底、盖口、盖底镶嵌金属釦，很少在器身腹部与盖面上镶嵌金属釦。西汉中期以后的釦器不仅在器物容易磨损的部位，如口部、底部镶釦，一些不会磨损到的地方如盖中心周围也镶釦，有的器物镶嵌金属釦甚至达10道。特别是颇具时代特色的镶釦多子奁，汉人似乎非常重视这类梳妆自身的美观，母奁与子奁装饰风格往往高度一致，重视内外和谐之美（图12）。 图17 唐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汉代髹漆业发达还表现在器型的推陈出新，别具一格。安徽天长三角圩M1出土一件造型独特的月牙形漆盒（图13），盒为夹纻胎，内髹朱漆，外髹黑漆，由长方形盒和月牙盒上下叠加而成，通高6、长方盒高3.4、长6.5、宽3.2，月牙盒高2.5、长12.1、宽4，银釦宽0.2～0.5厘米 。同墓出土一套漆奁，盖顶镶嵌柿蒂形银片，盖身饰银釦6道，器身饰银釦4道，共计10道银釦 。一件小型漆器上镶嵌如此多道银釦，说明汉代一些漆器上装饰的银釦已远远超出了保护器物的功能。这类穷加装饰的釦器已成为贵族、官吏和富人彰显身份，炫耀财富的器具。江苏仪征曾出土一件铜座漆耳杯（图14），杯长20、宽15.5、通高15厘米。耳杯为木胎，内外髹酱褐色漆，平底连接在扁形十字架铜座上，铜座底呈喇叭形。两耳沿镶铜釦，造型独特。扬州西湖胡场十四号墓出土一件制作精巧的银釦彩绘鸭形漆勺（图15），高8厘米。整体为鸭形，口镶银釦，外髹褐漆，内髹红漆。头部以朱、黑漆点绘鼻、目及颈部细绒。腹部朱绘后摆双翅，翅下蹬双足，勺心绘大幅云气纹。融实用与观赏于一体，具有极高的工艺美学价值。 汉代釦器的鼎盛离不开当时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铁质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为釦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产条件。釦器法作为一种实用工艺，是以满足实用为前提，且兼顾美感需要而发展成熟的。不同材质的配合使用所带来的视觉美感，深受上层统治阶层的喜爱。在汉代，不仅漆器常用釦器法进行装饰，就连玻璃、象牙这类当时极其名贵的材质上，也偶见釦器法装饰的实例。镶釦牙器见于前文提及的南越王墓出土的金釦牙卮，此牙卮与同墓出土的金釦漆卮的大小、形制如出一辙。西汉早期的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16件玻璃杯（图16），可能原有金箍等饰物，已被盗墓者砸碎器身取走。杯身外沿下、中部和底部有三道箍痕，箍痕宽度不一，沿箍宽0.7～0.9、中箍宽1.2～1.3、底箍宽0.8～1.0厘米。每道箍的上下都有宽0.1厘米的朱线 。 三、釦器的影响及式微 战国时代开始突飞猛进的漆器在汉代度过了它的黄金发展期，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漆器到东汉以后呈现衰颓之势。东汉元兴元年（105年）邓太后为节省开支，“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釦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从此，风靡一时的蜀汉釦器走向衰落。镶釦漆器在汉以后墓葬中出土数量剧减，但依然有少量出土，东吴高荣墓与朱然墓、河南偃师唐墓、吉林渤海国王室墓地等皆有出土。生活中使用镶釦漆器的场景在《女史箴图》中亦有再现 。至两晋南北朝隋唐，昂贵的漆器则逐渐为易于烧造且价格低廉的瓷器所取代，此后漆器未曾在其7000年发展史舞台上再担纲主演。 唐朝中西交流频繁，社会焕发出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勃勃生机。据现有考古资料，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镶釦瓷器出现于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两件样式、纹饰相同的鎏金银棱（釦）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图17）。侈口，圈足，五曲斜腹。碗内为青黄釉，外壁髹深蓝色漆，并有平脱雀鸟团花5朵，纹饰鎏金。口、底沿均包银棱。高8.2、深7.1、口径23.7厘米 。此两碗就是地宫《衣物账碑》中提的“内二口银棱”碗。碗胎半干时在外壁切削出台阶梯状的同心圆圈，便于了髹漆，完美地将髹漆业的金银平脱、釦器法运用在瓷器上，是我国陶瓷史上一次重大的装饰工艺创新。这类镶釦瓷器在唐代并不是孤例，晚唐钱宽夫妇墓出土一批精细的白瓷器，多数口沿和圈足上有金银釦，报告撰写者认为这批瓷器可能产自定窑 。 图18 南宋 银釦黑漆盏托 图19 南宋 银釦黑漆兔毫盏 镶釦漆器在五代高等级墓葬也有发现。前蜀王建墓出土一件银平脱盝顶朱漆盒 ，正方形，边长27.5、盒身高约3.5厘米。薄木胎，子母口扣合，全器镶嵌数道银釦。苏州七子山吴越国贵族墓出土了两件银釦漆盆，大盆口径98.8、边宽2厘米 。体型之大，实为罕见，惜已朽。 宋代崇尚文治，文人乡绅追求精致的生活。商品经济发达，私营手工业发展迅速，漆器迎来了另一个发展高峰期。据文献及出土文物，当时著名漆器产地有温州、杭州、湖州、福州、常州以及苏州等地。尤其是温州漆器自北宋即名震四方，代表了两宋漆艺的最高水平。 镶釦漆器在宋代主要见于饮食用具，尤其是茶具以及梳妆用具。福建邵武宝庆二年（1226年）黄涣墓出土一件银釦黑漆盏托（图18），口径8.4、底径7.2、高6.2厘米。托微敛口，深弧腹，盘敛口，浅腹，圈足透空，足墙外折。盏托的口沿与底足皆镶银釦。托外壁朱书铭文：“温州城西官二九郎上牢。”此釦器做工细致规整，是一件精美的饮茶器具。镶釦妆奁、镶釦粉盒也较为常见。常州武进出土的朱漆戗金菱花式人物花卉纹银釦漆奁，通高21.3、直径19.2厘米。盖内侧朱书“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 ，彰显了温州漆艺的高超水平。 靖康之难的血腥风雨，北方群工南渡，带来了精湛绝技，推动了手工业间的交流。漆器、金银器、陶瓷器在造型、纹样、工艺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行业间的技术互仿极为常见。宋代漆器多曲碗、盘的内壁常见出脊的凸棱，这本为金属器捶揲成形时在器物内壁形成的痕迹，以器底心呈放射状，是为金属延展轻薄的特性所致。宋代发达的烧瓷技术也为漆器提供了仿效样式，同时，漆器的釦器法也为瓷器所借用，镶嵌银釦的漆器、瓷器较为常见。宋人爱茶，福建建窑兔毫盏是宋人推崇的茶盏之一。黄涣墓出土银釦黑漆盏（图19），口径10.4、足径3.4、高5.4厘米 。内外壁髹黑漆，漆面仿兔毫效果饰红褐色放射状线纹，外壁髹漆止于下腹，露出木胎，口沿镶银釦 。这件漆木器成功模仿了享有盛誉的建窑黑釉兔毫盏，惟妙惟肖，即结晶釉呈现出兔毫、油滴的装饰效果，器物外壁施釉不及底，露出深色胎体。 四、结语 漆器镶釦最初是出于保护器物，防止磨损与开裂。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漆器上镶嵌金属后，漆器的深沉漆膜与金属釦带的优美光泽形成强烈对比，使漆器显得格外典雅华丽且坚固耐用，故而出现了“釦器”这一种独特的漆器品类。镶釦漆器起源于西周，鼎盛于西汉中后期，东汉以后开始衰微。釦器在汉代具有等级象征意义，可分为黄金釦器、白银釦器和铜釦器，以白银釦器、鎏金铜釦器最为常见。汉代釦器的胎骨以轻便的夹纻胎为主，釦器除镶嵌多道釦带外，还常见彩绘、锥画、金银贴花等装饰技法，风格华丽。釦器在宋代迎来了又一个发展期，宋代镶釦漆器的釦带一般仅镶于易磨损部位，如器物的口沿与底部，至于器身与盖顶不再镶嵌多道釦带，与汉代镶釦漆器风格迥异。釦器使用等级的意义在宋代犹存，仁宗景佑三年昭：“天下士庶之家……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釦器具，用银釦者毋得涂金。” 考古发掘的宋代釦器大部分为素髹漆器，光素无纹，沉静内敛，体现了宋代的文人意趣。 在古代中国历史长河中，釦器法除了主要被漆木器采用之外，在玉器、玻璃器、象牙器、瓷器上也常见。镶釦瓷器源于唐，盛于宋，衰于宋末，元以后少见。北宋中期，定窑采用覆烧工艺生产瓷器，芒口瓷器增多，是镶釦瓷器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满足了审美需求并提高了瓷器价格。镶釦瓷器虽然只占宋代瓷器的一小部分，但分布广泛，几乎宋代各大窑口的瓷器中都有镶釦瓷器。瓷器口沿镶银最为常见，镶铜次之，镶金最少。古代士大夫重政教而轻造作，漆艺著作除明代的《髹饰录》流传于世之外，再无他著。对我国古代釦器的研究，除了深度发掘现有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之外，我们还依赖于今后更多新的考古发掘资料面世。 本成果得到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淮地区出土汉代漆器的考古学研究”（批准号：16BKG016）的资助。 注释： ①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第2期。 ②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桃源三元村一号楚墓》，《湖南考古学辑刊（4）》，1987年，第27页。 ③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237页。 ④陈振裕《楚文化与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70页。 ⑤舒城县文物管理所《舒城县秦家桥战国楚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第137页。 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⑦常德市文物处《湖南常德寨子岭一号楚墓》，《湖南考古2002》，岳麓书社，2003年，第406页。 ⑧铭文中的“詹事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颜师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随其所在，以名官。”丞为其副官。“工师”为工官之长，“工”为实际造器者。 ⑨龙朝彬《湖南常德出土“秦十七年太后”釦器漆盒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⑩杨权喜《秦汉漆器》，载于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讲谈社，1994年，第193页。 驻马店地区文馆会等《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年第9期。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东汉邓太后于元兴元年（105年）“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见（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422页。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48页。 （汉）卫宏《汉旧仪》，上海中华书局据金坛刻本校刊，第15页。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32、139-140页。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有学者考证墓主可能是汉皇室的某位公主，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适长沙王，“渔阳”乃墓主所食封邑之称。见黄展岳《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墓主推考》，《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56页。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82页。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48、300-306页。 刘芳芳《战国秦汉漆器彩绘工艺之管见》，《中国生漆》2014年第3期。 （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351页。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M106）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期。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赫章县可乐墓地两座汉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2期。 李家瑞《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漆器复原》，《文物》1964年第12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赫章县可乐墓地两座汉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2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长三角圩墓地》，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6-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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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漆木器上镶铜、包铜，制成不同质料的复合器具是西周极富时代气息的一种新风尚，这类由髹漆工艺与金属工艺相结合而形成的器物是早期釦器的雏形。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中曾出土一件铜釦漆壶（图1）①，盖、口、腹及圈足皆为铜质，腹中部为木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釦器。漆壶包在木胎外面的金属部件非常宽大，占整个器物的一半以上。这是金属工艺与髹漆工艺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 战国漆器出土数量很大，但镶釦漆器的数量却较少。众所周知，楚国漆工艺极其发达，然而釦器在楚旧地出土数量并不多。1954～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近郊发掘了2048座楚墓，仅M569出土两件铜釦漆樽。铜釦仅镶于器物底部，口部与腹部皆无铜釦。铜釦漆器在战国釦器中占据较大的比例，器型以卮、樽、壶、盒为主。卮、樽这类器的三钮等距立嵌于盖顶，三足则等距铸造于底釦上。湖南桃源三元村一号楚墓出土一件铜釦漆卮，盖顶有三个铜钮，器身一侧装铜质环形鋬手，平底下镶铜釦，釦上铸三蹄足。周身朱绘星辰、翔鸟、飞龙等图案。②此外，在江陵张家山楚墓③、长沙黄土岭魏家大堆战国晚期墓④，分别出土壶、樽等铜釦漆器。安徽舒城秦家桥一座战国晚期的小型楚墓出土一件镀银铜釦木胎圆盒，盖与身以子母口扣合。盖及器身各镶一道镀银铜釦，盖上部及器底的圈足也饰镀银铜釦，盖及器身漆绘纹饰⑤。 战国后期，铜釦漆器上还有其他材质的金属附件，注重铜釦的装饰，铜釦除了镀银之外，常见错金银，或以铜丝镶嵌出优美的图案。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墓出土9件釦器⑥，其中一件圆盒铜釦上有几何纹等错银纹样，十分精美。湖南常德德山寨子岭一号楚墓出土一件铜釦漆盒，夹纻胎，髹黑漆，体轻，子母口承盖，盖失。口径18.2、高12.3、圈足径11.2、高1.5厘米。口沿和圈足镶铜釦，其中口沿的铜釦上再用红铜丝镶嵌成几何纹夹涡纹图案。器腹饰三道宽凹弦纹，并用褐色勾勒几何纹和五组变形云纹夹凤鸟纹，器底用针刻划铭文，文字不规范⑦。铭文释为“十七年大（太）后詹事丞□，工师□，工季”，左边铭文为“上巳”。此漆盒铭文之多，记载之详细，在楚墓所出漆器中较为罕见，从铭文和口、底纹饰看，可能为秦宫之物⑧，后来因某种原因而随葬于楚大夫的墓中。据考证这件漆盒制成于秦昭襄王十七年（公元前290年），属宣太后宫中之物⑨。 秦釦器虽出土数量较少，然而秦釦器的特点却非常显著。釦带一般为铜釦或镀银铜釦，还有少量的纯银釦。尤其是釦器上文字较多，书写方式以针刻为主，兼有少量漆书。内容主要有制作年份、制作部门、物主姓名以及工匠名，反映了秦生产方面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质量负责制。 图1 西周 木胎铜壶 图2 秦 云气纹铜釦圆盒 图3 秦 舟 图4 秦 变形鸟云纹樽 图5 西汉 漆樽 秦镶釦漆器的类型有所增加，除卮、樽、盒外，盂、舟是新出现的釦器类型，其中银釦漆器的比例有所上升。江陵凤凰山70号秦墓出土的漆盂，釦为银质，器身镶嵌花纹，针刻“二十六年左工最元”字样。“二十六年”当为秦昭王纪年，即公元前281年⑩。河南泌阳秦墓出土三件釦器，有盒、舟、樽。圆盒（图2）造型美观，敦厚坚实。器身、盖都用镀银红铜镶边，子母口扣合。盖顶及器底的圈足也以红铜制作，并镀银。子母口镀银壁上皆针刻“平安侯”三字，此外还针刻有“卅七年工左匠造”等文字。通高20、足高1、口径17、圈足径12、圈足厚1、镶银釦的子母口高4厘米。舟（图3）的底部镶镀银釦一周，并在镀银釦的四角铸四蹄足 。据墓中出土铜鼎铭文及纪年方式，这批漆器制作于秦末或秦亡不久。 秦釦器常同时采用不同材质的金属，如有的釦器釦带为银质，钮、蹄却为铜质。睡虎地M11出土变形鸟云纹樽（图4），圆筒形，有盖，底有三个铜矮蹄足，盖上铜钮饰已佚。口、腹、底部均有一道银釦，腹外还有一铜环形鋬。内底中部、内壁中部及器表涂黑漆，余涂红漆。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变形鸟云纹、菱形纹、点纹等几何纹饰。 战国及秦是釦器的草创期，釦器仅有零星发现，还没有成为漆器的一个常见品类。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轻盈的夹纻胎成为漆器的常见胎骨之后，釦器在漆器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釦器法逐渐成为漆器常见的装饰技法之一，且影响深远。 二、釦器的鼎盛期 汉代漆艺极其发达，漆器风头之劲，凌驾于青铜器之上，釦器成为汉代最具特色的漆器品种之一。釦器数量激增，器型主要有盒、罐、樽、卮、奁、耳杯、勺、盘，尤以耳杯、盘、奁等数量最多。西汉中期以后，镶釦漆器更加注重装饰效果，除了镶釦外，往往与彩绘、金银贴花、锥画等汉代常见的技法共饰一器，达到富贵典雅、美轮美奂的装饰效果。 釦器在文献中多有出现，扬雄有“雕镂釦器，百伎千工”之叹 。汉代官营漆器作坊里拥有大量各司其职的工人，采用流水作业的形式进行生产。据铭文，釦器生产涉及近十种工序，故价格昂贵。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带纪年铭文的釦器是朝鲜石岩里丙坟出土的蜀郡西工“永始元年”造的黄涂釦漆盘。汉代官营生产部门继承了秦“物勒工名”制度，保障了产品质量。贵州清镇15号墓出土的漆耳杯上有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侖。素工昌、髹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 其中“铜耳黄涂工”是负责安装耳釦并涂金的工人。 图6 西汉 锥画漆布小卮 图7 西汉 漆罐 图8 西汉 满城汉墓漆奁盖面纹样 图9 西汉 满城汉墓铜釦纹样 汉代漆器的主要产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有八个郡设立工官，这些地区涉及今天的河南、山东和四川等省。西汉中期到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蜀郡、广汉郡工官生产的乘舆漆器，供宫廷贵族使用，代表了当时漆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汉书·贡禹传》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在平壤、诺音乌拉、清镇发现的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的大多数釦器，都在铭文中记明它们是蜀郡和广汉郡工官的产品，证实了史书的记载。漆器上多镶有镀金或镀银铜釦，正说明蜀郡、广汉郡的工官也制作金银器。 在此背景下，必然伴随着金银器和漆器两个生产系统的技术层面上的交流，以及艺术上的互相借鉴，催生了名闻遐迩的汉代蜀郡、广汉郡工官釦器。二工官所生产的釦器在绘画图案、铭文体例上较为相似，产品主要供宫廷使用，或供朝廷用于赏赐。 据釦带材质不同，釦器可分为黄金釦器、白银釦器和鎏金铜釦器三大类。汉代釦器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大官尚食，用黄金釦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釦器，如祠庙器云。” 皇帝以金釦漆器作餐具，为釦器的最高等级，他人不能享用。皇后和太子的餐具为银釦器，银釦器在汉初只有皇后和太子能享用。铜是一种比较廉价的金属，铜釦漆器的使用在汉代没有等级限制，可大量生产。从出土实物来看，铜釦漆器比金、银釦漆器数量要多。由于铜性能不如金、银稳定，易锈蚀，故铜釦常被鎏金或鎏银。 目前，尚未发现汉代皇帝使用的黄金釦器。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黄金釦漆卮，漆卮已朽，只余金釦零件，器件的铸造、式样、大小皆与另一件金釦牙卮类同 。金釦铸制，厚1毫米，含金量约为98.34%，余为白银。金釦外壁经过打磨，平滑光亮，内壁则留有多道凿痕和锉痕，便于镶嵌。按汉代礼制，南越王使用黄金釦器是一种僭越行为，这与南越王曾自称为帝的史实相符。湖南长沙望城风篷岭一号汉墓出土一件椭圆形子奁，器身口镶嵌一周金釦、中部与底部各一道银釦 。这是目前在西汉中期墓葬中发现的唯一一件金釦漆器。墓主可能是武帝以后的某代长沙王后，长沙王后使用金釦漆器，可能说明金釦漆器如同玉衣的使用制度一样，武帝时期还没有形成严格的使用等级制度。 某些身份极其尊贵的汉代早期统治者已拥有华贵的镶釦漆器。西汉齐王墓一号随葬器物坑中发现有许多银釦、铜釦、铜钮等漆器金属构件，以银釦居多 。夹纻胎漆器大都镶银釦，漆器包角上饰鎏金流云纹和齿纹，装饰瑰丽。湖南长沙望城坡渔阳墓 ，墓主可能是嫁于长沙王的某位汉皇室公主 。墓中出土一套银釦双层六子漆奁，夹纻胎。母奁盖顶镶银质柿蒂纹，盖缘与盖壁有5道银釦，子奁亦皆镶银釦。通体髹黑漆，银釦间锥画纹饰，精美绝伦。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漆樽(图5)盖顶、器身均云气纹鎏金银釦，中部有一对铜鎏金铺首衔环。釦表层白描神兽动物纹，底有三铜鎏金熊形足。盖口径29.2、樽口径30.6、通高22厘米 。 图10 西汉 漆嵌金圆梳盒 图11 赫章可乐漆器底部铜釦件 图12 西汉 云气鸟兽纹四子奁 图13 西汉 月牙漆盒 然而，也有一些汉初王侯级别的高等级墓葬，虽出土较多漆器，却鲜见釦器。长沙陡壁山一号墓、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湖南沅陵侯墓等墓皆出土一批精美漆器，胎骨以夹纻胎为主，装饰技法仅见彩绘与锥画，不见釦器法。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保存完整，出土了大量精美漆器，然而仅一号墓出土一件锥画漆布小卮（图6）。说明在汉初釦器还未成为日用漆器的常见品种，釦器在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中尚未普及。 汉代漆器制造业非常发达，除官府设专门作坊外，各诸侯国和地方官府都设手工作坊。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 ，墓中出土两套四子银釦长方奁，夹纻胎，长方奁盖为釦顶式，针刻云气纹，内盛小长方奁三件、马蹄形奁一件。还出土一套银釦圆奁，夹纻胎，针刻、彩绘云纹，周饰几何纹，盖顶镶嵌柿蒂形银片。这三套漆奁上多饰针刻云气纹，具有鲜明的汉代风格，显示了在大一统的环境下文化的趋同性。然而，汝阴侯墓漆器有自身的特色，虽只出土漆器20余件，却有近一半漆器是釦器。器形有奁、大平盘、小平盘与卮等。汝阴侯墓中漆器多有“女阴侯”年号、司造官吏和制造工匠的姓名、器物名称、尺寸与容量等铭文，如一号墓中出土的银釦夹纻胎盘上有铭文“女阴侯布平盘径尺三寸七年吏讳工速造”，一件耳杯上有“女阴侯杯容一升半六年库己工年造”铭文，表明这些漆器是汝阴侯自设漆工作坊的制品，这种由受封诸侯直接经营或管辖的漆器作坊是西汉早期官营漆器制作与市府作坊并存的另一种形式。汝阴侯墓葬规模远小于马王堆汉墓，墓主身份更无法与渔阳墓相提并论，其漆器制作工艺的差别可能是产地差别所致，是诸侯自作漆器与成都市府漆器的差别。 文景时期的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墓出土一件漆罐（图7），旋木胎。直口，平沿，方唇，弧肩，鼓腹，平底，矮圈足。外髹黑漆，内髹红漆。口颈与圈足部以铜铸成后安装在木胎上，铜釦的表面均以细线刻琢四组正反相对的八只凤鸟纹，并填金箔，外套水晶环。上肩部和近底部各镶嵌银状饰一周，腹部最大径处嵌金质带状箍一道，金箍上等距离填入8只料珠。此罐集金、银、铜、玉、水晶、料器于一身，制作精良。口径10.4、腹径20.9、圈足高2.6、通高16.7厘米 。 图14 西汉 铜座漆耳杯 图15 西汉 银釦彩绘鸭形漆勺 图16 西汉 镶釦玻璃杯 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某些汉墓中一次出土达数十件之多，釦器大量生产，尤以金银镂带釦器最为耀眼瞩目。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银釦漆器30多件。以窦绾棺中出土的五子奁为例，母奁盖顶（图8）镶嵌柿蒂纹铜片，铜片上错金银并镶嵌玉片，盖顶外圈铜釦上也错金银并镶嵌玛瑙和绿松石。盖壁（图9）有镂空铜饰带，纹样有怪兽、长龙、云纹、山纹、几何纹等，纹样上并错以金银、镶嵌绿松石与玛瑙 。这套五子奁的镂空铜釦，采用的是雕镂技法，其上雕刻各种生动的纹样，纹样的细部错以金银，且镶嵌各种名贵玉石，工序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华美至极的釦器体现了墓主的身份、地位和生前尊荣富贵的生活。 追求漆器瑰丽多彩，重视漆器装饰工艺，是西汉中期以后漆器的显著特征。釦器除了用金属釦装饰之外，还常常与彩绘、锥画、金银贴花、镶嵌等工艺相结合。金属釦既具有美器的功能，也起到了分隔纹饰带的作用，使漆器装饰纹样繁而不乱，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感与秩序感。釦的上、下常各绘出一道红色漆线，漆器的彩绘常呈带（环）状分布在金属釦之间，金属光泽与绚丽彩绘交相辉映，华丽无比。 西汉中期以后，除了满城汉墓这类诸侯王墓葬出土精美的银釦或鎏金铜釦漆器外，很多非皇室、王侯的墓葬中也出土釦器，这类墓葬出土釦器以鎏金铜釦器、银釦器为主。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奢侈之风盛行，一些等级规范也逐渐松弛，如白银釦器的使用人群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宣帝时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说：“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锺。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箕子之讥，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即富有却身份低下之人也使用银口黄耳的釦器，考古发掘资料印证了这一点。山东日照海曲106号汉墓，墓主可能为汉代海曲县的统治者，身份不高 。此墓保存完好，出土漆器最为精美，漆器多为银釦器，釦器都是夹纻胎，银釦间彩绘纹饰，有的还贴金箔（图10）。这批釦器与南方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但纹饰与楚文化同期墓葬中出土漆器的纹饰有所不同。说明西汉时期山东东南沿海一带也是漆器的重要产地，且能够制作质量上乘的釦器。 从全国范围来看，西汉中期以后釦器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分布十分广泛，连地处边陲的贵州赫章 、云南晋宁 、广西合浦等地也有出土 。釦多为银质或鎏金铜质，华美的程度非纯铜釦所能媲美。贵州赫章可乐M373出土铜釦为漆器上的附件，漆器胎体无存，残留部分红色漆皮。器底和口沿的铜釦保存完整。原器应为圆形，直径约11.2厘米，高度不明。口沿部的铜箍宽1.8厘米，外侧有鎏金，内侧尚附有少量漆皮，纹饰清晰可见。器身中部位置有一铜耳。器底部为铜质，下附三个琵琶状足，足高2.1厘米 （图11）。据残存釦件，原器是彩绘之后，再镶嵌铜釦，推测可能为一件彩绘鎏金铜釦漆卮。 战国与秦代的釦器大多是盒、樽等容器，一般在器口、器底、盖口、盖底镶嵌金属釦，很少在器身腹部与盖面上镶嵌金属釦。西汉中期以后的釦器不仅在器物容易磨损的部位，如口部、底部镶釦，一些不会磨损到的地方如盖中心周围也镶釦，有的器物镶嵌金属釦甚至达10道。特别是颇具时代特色的镶釦多子奁，汉人似乎非常重视这类梳妆自身的美观，母奁与子奁装饰风格往往高度一致，重视内外和谐之美（图12）。 图17 唐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汉代髹漆业发达还表现在器型的推陈出新，别具一格。安徽天长三角圩M1出土一件造型独特的月牙形漆盒（图13），盒为夹纻胎，内髹朱漆，外髹黑漆，由长方形盒和月牙盒上下叠加而成，通高6、长方盒高3.4、长6.5、宽3.2，月牙盒高2.5、长12.1、宽4，银釦宽0.2～0.5厘米 。同墓出土一套漆奁，盖顶镶嵌柿蒂形银片，盖身饰银釦6道，器身饰银釦4道，共计10道银釦 。一件小型漆器上镶嵌如此多道银釦，说明汉代一些漆器上装饰的银釦已远远超出了保护器物的功能。这类穷加装饰的釦器已成为贵族、官吏和富人彰显身份，炫耀财富的器具。江苏仪征曾出土一件铜座漆耳杯（图14），杯长20、宽15.5、通高15厘米。耳杯为木胎，内外髹酱褐色漆，平底连接在扁形十字架铜座上，铜座底呈喇叭形。两耳沿镶铜釦，造型独特。扬州西湖胡场十四号墓出土一件制作精巧的银釦彩绘鸭形漆勺（图15），高8厘米。整体为鸭形，口镶银釦，外髹褐漆，内髹红漆。头部以朱、黑漆点绘鼻、目及颈部细绒。腹部朱绘后摆双翅，翅下蹬双足，勺心绘大幅云气纹。融实用与观赏于一体，具有极高的工艺美学价值。 汉代釦器的鼎盛离不开当时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铁质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为釦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产条件。釦器法作为一种实用工艺，是以满足实用为前提，且兼顾美感需要而发展成熟的。不同材质的配合使用所带来的视觉美感，深受上层统治阶层的喜爱。在汉代，不仅漆器常用釦器法进行装饰，就连玻璃、象牙这类当时极其名贵的材质上，也偶见釦器法装饰的实例。镶釦牙器见于前文提及的南越王墓出土的金釦牙卮，此牙卮与同墓出土的金釦漆卮的大小、形制如出一辙。西汉早期的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16件玻璃杯（图16），可能原有金箍等饰物，已被盗墓者砸碎器身取走。杯身外沿下、中部和底部有三道箍痕，箍痕宽度不一，沿箍宽0.7～0.9、中箍宽1.2～1.3、底箍宽0.8～1.0厘米。每道箍的上下都有宽0.1厘米的朱线 。 三、釦器的影响及式微 战国时代开始突飞猛进的漆器在汉代度过了它的黄金发展期，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漆器到东汉以后呈现衰颓之势。东汉元兴元年（105年）邓太后为节省开支，“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釦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从此，风靡一时的蜀汉釦器走向衰落。镶釦漆器在汉以后墓葬中出土数量剧减，但依然有少量出土，东吴高荣墓与朱然墓、河南偃师唐墓、吉林渤海国王室墓地等皆有出土。生活中使用镶釦漆器的场景在《女史箴图》中亦有再现 。至两晋南北朝隋唐，昂贵的漆器则逐渐为易于烧造且价格低廉的瓷器所取代，此后漆器未曾在其7000年发展史舞台上再担纲主演。 唐朝中西交流频繁，社会焕发出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勃勃生机。据现有考古资料，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镶釦瓷器出现于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两件样式、纹饰相同的鎏金银棱（釦）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图17）。侈口，圈足，五曲斜腹。碗内为青黄釉，外壁髹深蓝色漆，并有平脱雀鸟团花5朵，纹饰鎏金。口、底沿均包银棱。高8.2、深7.1、口径23.7厘米 。此两碗就是地宫《衣物账碑》中提的“内二口银棱”碗。碗胎半干时在外壁切削出台阶梯状的同心圆圈，便于了髹漆，完美地将髹漆业的金银平脱、釦器法运用在瓷器上，是我国陶瓷史上一次重大的装饰工艺创新。这类镶釦瓷器在唐代并不是孤例，晚唐钱宽夫妇墓出土一批精细的白瓷器，多数口沿和圈足上有金银釦，报告撰写者认为这批瓷器可能产自定窑 。 图18 南宋 银釦黑漆盏托 图19 南宋 银釦黑漆兔毫盏 镶釦漆器在五代高等级墓葬也有发现。前蜀王建墓出土一件银平脱盝顶朱漆盒 ，正方形，边长27.5、盒身高约3.5厘米。薄木胎，子母口扣合，全器镶嵌数道银釦。苏州七子山吴越国贵族墓出土了两件银釦漆盆，大盆口径98.8、边宽2厘米 。体型之大，实为罕见，惜已朽。 宋代崇尚文治，文人乡绅追求精致的生活。商品经济发达，私营手工业发展迅速，漆器迎来了另一个发展高峰期。据文献及出土文物，当时著名漆器产地有温州、杭州、湖州、福州、常州以及苏州等地。尤其是温州漆器自北宋即名震四方，代表了两宋漆艺的最高水平。 镶釦漆器在宋代主要见于饮食用具，尤其是茶具以及梳妆用具。福建邵武宝庆二年（1226年）黄涣墓出土一件银釦黑漆盏托（图18），口径8.4、底径7.2、高6.2厘米。托微敛口，深弧腹，盘敛口，浅腹，圈足透空，足墙外折。盏托的口沿与底足皆镶银釦。托外壁朱书铭文：“温州城西官二九郎上牢。”此釦器做工细致规整，是一件精美的饮茶器具。镶釦妆奁、镶釦粉盒也较为常见。常州武进出土的朱漆戗金菱花式人物花卉纹银釦漆奁，通高21.3、直径19.2厘米。盖内侧朱书“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 ，彰显了温州漆艺的高超水平。 靖康之难的血腥风雨，北方群工南渡，带来了精湛绝技，推动了手工业间的交流。漆器、金银器、陶瓷器在造型、纹样、工艺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行业间的技术互仿极为常见。宋代漆器多曲碗、盘的内壁常见出脊的凸棱，这本为金属器捶揲成形时在器物内壁形成的痕迹，以器底心呈放射状，是为金属延展轻薄的特性所致。宋代发达的烧瓷技术也为漆器提供了仿效样式，同时，漆器的釦器法也为瓷器所借用，镶嵌银釦的漆器、瓷器较为常见。宋人爱茶，福建建窑兔毫盏是宋人推崇的茶盏之一。黄涣墓出土银釦黑漆盏（图19），口径10.4、足径3.4、高5.4厘米 。内外壁髹黑漆，漆面仿兔毫效果饰红褐色放射状线纹，外壁髹漆止于下腹，露出木胎，口沿镶银釦 。这件漆木器成功模仿了享有盛誉的建窑黑釉兔毫盏，惟妙惟肖，即结晶釉呈现出兔毫、油滴的装饰效果，器物外壁施釉不及底，露出深色胎体。 四、结语 漆器镶釦最初是出于保护器物，防止磨损与开裂。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漆器上镶嵌金属后，漆器的深沉漆膜与金属釦带的优美光泽形成强烈对比，使漆器显得格外典雅华丽且坚固耐用，故而出现了“釦器”这一种独特的漆器品类。镶釦漆器起源于西周，鼎盛于西汉中后期，东汉以后开始衰微。釦器在汉代具有等级象征意义，可分为黄金釦器、白银釦器和铜釦器，以白银釦器、鎏金铜釦器最为常见。汉代釦器的胎骨以轻便的夹纻胎为主，釦器除镶嵌多道釦带外，还常见彩绘、锥画、金银贴花等装饰技法，风格华丽。釦器在宋代迎来了又一个发展期，宋代镶釦漆器的釦带一般仅镶于易磨损部位，如器物的口沿与底部，至于器身与盖顶不再镶嵌多道釦带，与汉代镶釦漆器风格迥异。釦器使用等级的意义在宋代犹存，仁宗景佑三年昭：“天下士庶之家……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釦器具，用银釦者毋得涂金。” 考古发掘的宋代釦器大部分为素髹漆器，光素无纹，沉静内敛，体现了宋代的文人意趣。 在古代中国历史长河中，釦器法除了主要被漆木器采用之外，在玉器、玻璃器、象牙器、瓷器上也常见。镶釦瓷器源于唐，盛于宋，衰于宋末，元以后少见。北宋中期，定窑采用覆烧工艺生产瓷器，芒口瓷器增多，是镶釦瓷器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满足了审美需求并提高了瓷器价格。镶釦瓷器虽然只占宋代瓷器的一小部分，但分布广泛，几乎宋代各大窑口的瓷器中都有镶釦瓷器。瓷器口沿镶银最为常见，镶铜次之，镶金最少。古代士大夫重政教而轻造作，漆艺著作除明代的《髹饰录》流传于世之外，再无他著。对我国古代釦器的研究，除了深度发掘现有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之外，我们还依赖于今后更多新的考古发掘资料面世。 本成果得到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淮地区出土汉代漆器的考古学研究”（批准号：16BKG016）的资助。 注释： ①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第2期。 ②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桃源三元村一号楚墓》，《湖南考古学辑刊（4）》，1987年，第27页。 ③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237页。 ④陈振裕《楚文化与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70页。 ⑤舒城县文物管理所《舒城县秦家桥战国楚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第137页。 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⑦常德市文物处《湖南常德寨子岭一号楚墓》，《湖南考古2002》，岳麓书社，2003年，第406页。 ⑧铭文中的“詹事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颜师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随其所在，以名官。”丞为其副官。“工师”为工官之长，“工”为实际造器者。 ⑨龙朝彬《湖南常德出土“秦十七年太后”釦器漆盒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⑩杨权喜《秦汉漆器》，载于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讲谈社，1994年，第193页。 驻马店地区文馆会等《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年第9期。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东汉邓太后于元兴元年（105年）“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见（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422页。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48页。 （汉）卫宏《汉旧仪》，上海中华书局据金坛刻本校刊，第15页。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32、139-140页。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有学者考证墓主可能是汉皇室的某位公主，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适长沙王，“渔阳”乃墓主所食封邑之称。见黄展岳《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墓主推考》，《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56页。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82页。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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