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综合材料应用在陶艺上的概念

综合材料的运用使现代陶艺在材质的选择方面与传统陶艺相比更加丰富多彩。现代陶艺对材质的选择，不只局限于陶瓷材质，已拓宽到其他材质领域，不但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而且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在制作成型工艺上，弥补了陶瓷材质本身所到达不到的造型和美感体现。比如陶瓷与金属的结合，就弥补了陶瓷材质所达不到的造型效果，从而形成了新的美感体现。

综合材料，“就‘陶艺与综合材料’概念与范畴而言，是陶质材料与其他材料共同组合而成，就艺术表现形式分析，在其定义上根本就是开放的、自由的、多元的、当代的、互融的而且交叉的基础媒介。”[1]综合材料与陶艺的结合，就是通过多种材料与陶瓷材料的结合来完成陶艺创作，是一种讲究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的陶艺类型。

二、金属材料与陶艺结合的特点

综合材料和陶艺的合理使用及其二者的有机结合，关系到每一个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的发挥。《考工记》中“材有美，工有巧”，就点明了其中的内涵——材料与技艺的密切关系。日本著名的民艺学家柳宗悦在《工艺文化》一书中说：“材料是天籁，其中凝缩了许多人工智慧难以预料的神秘因素。要是能得到适当的材料，便接受了自然的恩泽……工艺的使命是有效地利用材料的神秘因素，优秀的创作者往往能够发挥材料的作用，材料在技艺的发掘下能够充分显露出自然之美，工艺是材料与技艺的结合。”[2]所以，我们在陶瓷艺术的创作中也要因材施艺、物尽其材，力求两者达到自然而然地融合，从而使作品达到整体和谐完美的视觉效果。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积累丰富的创作经验，而且要深入了解各种材料的性能，以便更好地激发陶艺工作者独特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陶瓷艺术作品。

同时，金属材料应用到现代陶艺作品中，不同的金属材料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金属具有光泽性、延展性、导电性和传热性等特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金属也出现了不同的类别，如从最初的青铜、铁到钢、不锈钢、锡等，并且它们都有着不同的美感效果。如：铜的材质给人厚实、深远的感觉，它质地细腻，可以铸造很小的部件，肌理丰富，美感独特。

需要注意的是，金属材料从量感上是比陶瓷材料沉重的材料，质感上，一般地要比陶瓷材料硬度强，密度大，并有不同的光泽感。因此，从金属材料的沉重特点来看，它与陶瓷的结合，很有可能使陶艺作品变形，甚至被挤压破摔。“为此，能够将陶瓷材料和金属材料放在一起并紧密结合的技术，目前，现有的可能性有：镶嵌、粘接、拼凑、铆焊等。在创作中这些技术也不是单独使用的，可以一种、或两种、或多种综合应用，以便将陶瓷材料和金属材料完整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美的造型形象。重要的是，技术的采用，要结合造型形象而定，有什么造型形象，就要采用什么的技术。”[1]

三、金属在古代中国陶瓷艺术上的应用

早在古代中国，金属就运用在了陶瓷生产上。我们从芒口器和镶口器的由来、发展及变异来看看金属在陶瓷艺术中的运用。“五代晚期、宋早期定窑开始使用‘漏斗状匣钵覆烧工艺’，该方法为节约窑位增加产量而覆放叠烧生产了芒口器，但是器形规格不一，大小不等。至宋中期，定窑工匠发明了‘支圈式组合匣钵覆烧工艺’，开始大量生产规格统一的芒口器产品。覆烧这种工艺极大的提高了产量且有效的防止器物的变形，两宋时期大江南北许多窑口看重覆烧工艺所带来的丰厚经济利益而生产大量的芒口器。覆烧器物口沿不施釉，形成露胎圈，‘触之唇糙抚之手涩视之不洁’，为了美化芒口缺陷，工匠对那些盘、碗、盏、罐等器物露胎芒口部位，用锻制匀薄的金、银、铜页包上一圈，谓之镶口。”[3]镶口器的出现，原本是弥补器物芒口露胎缺陷，以利使用的不得已措施。

但北宋皇室把这种对瓷器上的美化修饰，同权力、地位挂钩，限制镶口器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据《续资治通鉴》卷百十九载，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八月己酉日下诏云：“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扣器具，用银扣者毋得涂金。”这一记载也反证出只有皇室内宫和“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才能使用金扣器具。北宋皇室使用定窑镶口器、并且诏示用不同镶口材质区别等级贵贱的做法，很快产生社会风气的催化作用，从皇室而达官贵人，从权臣富豪而中产民众，都把使用镶口瓷器当做一种富贵标志的时尚而流行开来。不准用金镶口者用银镶口，不准用银镶口者用铜镶口。进而发展为口沿无釉的芒口器物进行镶口美化装饰，口沿有釉的非芒口器物也进行镶口美化装饰，直把镶口器当成使用者身份的象征。

文章来源：《中国金属通报》 网址: http://www.zgjstbzz.cn/qikandaodu/2020/1120/539.html